「地理隔絕性」的優點，可降低衝擊？-葉智魁

「地理隔絕性」的優點，可降低衝擊？

可能藉「集中管理」將問題與後遺症有效地限制在「特區」之內嗎？

基本上，絕大多數「賭場合法化」的支持者，都不會支持全面性地開放，而全世界「賭場合法化」之國家，也都是以「特區」形式開放，之所以如此，主要是因為，對開放「賭場」所會產生的問題及後遺症，普遍具有相當大的疑慮。在以「特區」形式設立的前提下，國內的支持者大多皆以「具地理隔絕性」為選點的主要考量，可見，這些支持者無非也認同開設「賭場特區」會帶來種種問題及後遺症，而其背後的思考邏輯則是以為藉「集中管理」，可將問題與後遺症有效地限制（或是控制）在所謂的「特區」之內，但是，可能嗎？其實，這種邏輯所反應出來的，不正是應加以批判之「可以犧牲弱勢的霸權心態」！其正當性顯然站不住腳—也就是在價值上根本就不應該這麼做。

「承載量」與「賭博人口」的關係
其次，我們來檢驗藉設立「博弈觀光特區」來「滿足人們賭性」、「改善賭風猖獗及與賭博相關後遺症」的論點，在台灣到底有沒有意義？以台灣賭風如此猖獗的情況下，這麼多好賭的人口，豈可能是區區幾個「賭場特區」所能容納得下的。如果特區只容納得下少數的「賭博人口」，對於滿足台灣人好賭的天性，或改善賭風猖獗及與賭博相關後遺症等問題，豈會得以產生絲毫的效用？以台灣的賭況而言，要想容納無所不賭的眾多賭博人口，「特區」勢必得大到人們難以想像，或甚至是必須普遍設立，才有可能得以滿足大多數的賭徒。真要如此的話，根本也就無法稱之為「特區」了！若非如此，「特區」外的大量賭徒是絕不可能因為人不在「特區」之內就束手不賭了。所以，「特區」之外的賭博問題及其所帶來的後遺症，勢必就不可能因設了少數的「特區」而有起色。
由此可見，就台灣的現實狀況而言，「具地理隔絕性」的意義是不存在的。換言之，設置「博弈觀光特區」就「具地理隔絕性」的條件而言，以台灣的現況看來，顯然不僅是「不恰當」，而且在實際上根本就不可行。

由誰來承擔衍生的問題與後遺症？
再者，將賭場限定在「特區」內的另一層意義，就是要避免讓賭風及相關後遺症蔓延到「特區」以外的地方，如此一來，豈非等於是要讓「特區」去承擔開設賭場的種種惡果，也就是讓「特區」淪為台灣社會開放賭博的犧牲品—分明是一種違背社會公義的思考模式。何況，賭徒人口會隨「賭博機會的多寡」及「賭博場所的易及性」而波動，如果社會上能夠接觸到賭博的機會越多，或是賭博場所越易及，賭徒人口自然會隨之增加—因為，原來並非賭博人口者，會因而變成賭博人口的機會大大地增加了。無庸置疑，開設「賭場特區」就意味著「能夠接觸到賭博機會增加」及「賭博場所的易及性增大」。因此，對於台灣時下嚴重的賭博與相關後遺症等問題而言，只會產生負向推波助瀾的效果—「賭場特區」一但開設，非但原來是賭徒依舊會是賭徒，原來並非賭徒的人則有更多的機會成為賭徒。而這些新增加的賭徒人口，除了會在「特區」賭之外，回到家鄉勢必也會另覓途徑去滿足自己的賭欲，而賭博相關問題也勢將會隨之惡化、氾濫、蔓延[1]—顯然，這麼做根本就不值得。

「觀光賭場」對誰最具吸引力？甚麼人最方便進賭場？
而對於「特區」當地的居民而言，賭場對他們的吸引力，未必會小於（實際上應該會大於）對外地人的吸引力，由於得以接觸到賭博的機會，與賭場的易及性的因素，都大大地增加了，可以預期，只要賭場一但營業，不論是偶爾前往賭場試試手氣，或是經常流連忘返於賭場之中的在地人，一定不在少數（美國的經驗顯示，除了極少數的特例，絕大多數賭場的客源都是當地人）。不難想像，這些在地客源當中的絕大多數，勢將不僅僅會只有個人金錢上的損失，連帶地也將為家庭、親朋好友，及地方帶來種種相關的後遺症，也因此，「特區」本身勢必會因而成為「開設賭場特區」的最大受害者。

「特區內一切都照規矩行事，特區外非法之情事都依法嚴格查辦取締」可能嗎？
此外，從歷來台灣政府執法紀錄，與人民守法情況的實際經驗來看，「特區內一切都照規矩行事，特區外非法之情事都依法嚴格查辦取締」的情況，會能夠有絲毫得以存在的可能性都是值得懷疑的！更何況，以台灣的現實社會生態而言，賭博業者會有可能按規定經營嗎？公權力又可否不讓你我質疑？政府執法的決心與能力又如何？顯然，在台灣要藉開設「博弈觀光特區」以「興利除弊」是會行得通的可能性是微乎極微。

[1] 見葉智魁，透視「以賭治賭」與「以賭興邦」的政策迷思，中央研究院，「台灣社會問題研究」。台北：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，2001/4/20已接受。